焦点速读:又一位,走了!93岁传奇女植物学家离世,生前被称“长了一颗老虎胆”
发布时间:2023-02-15 09:01:02 来源:谷雨实验室

再多干两年

在抗原检测出阳性的前一个工作日,93岁的植物学家李恒还在照常上班。昆明植物研究所坐落于元宝山,早上8点,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便从山脚的家里出发,不用拐杖,不要人扶,一步一步前进,半小时内抵达那间位于山顶的办公室。

作为昆植所里年纪最大、加班最狠、唯一一位退休后仍保有办公室的研究员,她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1点以后,有时凌晨3点还能收到她的邮件回复,以及朋友圈点赞。到了周五晚上,她放心地加班到凌晨4、5点——第二天是周末,不用早起。昆植所的36个保安都熟悉这位老太太,等她凌晨最后一个下班,值班保安就开着巡逻车送她回家。


(资料图)

在昆植所,一提老太太,人人都知道特指李恒。不仅因为她成就斐然——出版了44部专著,参与过超过5000万字的《中国植物志》的编研工作,发现了100多个植物新种,被国际天南星学会授予最高奖“H.W.Schott奖”——还因为她在整个学术生涯中,做了许多超出人们想象的冒险工作。她每年都会出野外考察,50多年来每年平均天数是100天,61岁的时候带着马队深入人迹罕至的高黎贡山,爬过大树、滚过雪山、坠过马、得过疟疾,70多岁时还作为负责人组织了高黎贡山大型野外考察,几次考察结束后直接进了医院。

李恒

89岁那年,老太太摔了一跤,挺严重的,但她照样上班。直到一位细心的女同事发现,她的脚踝肿到鞋子都塞不进去了,有下肢静脉血栓的风险,李恒这才进了医院。这一年,一位比她小9岁的自然文学作家(就是说也80岁了)和她约好一起去参观重楼种植地。但台风“山竹”突然席卷,一路上山路崎岖,往返开车要8个小时,他以为会延期,结果老太太如期来接他,“别听他们瞎咋呼什么强台风……真下雨了,我把你们挨个儿背下去!”

李恒九十大寿那天,一位90后学生打来问候电话。电话里,老太太说这年准备春天去轿子雪山,秋天去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。全都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。学生听完表示服气。就在这年去高黎贡山的路上,遇到了轻度的山体滑坡,砂石哗啦往下掉,这位强悍过人的老太太淡定地对司机说,“冲过去。”

退休后,李恒每年还要和昆植所的在职员工一样写年终总结,哪些不足,哪些展望。几年前所里开会,请她上台讲话,老太太一语惊人,“呼吁大家绝不躺平!”台下有人连这个词都没听过。大家愣了一会儿,接着掌声雷动。

2019年,当90岁的李恒听说,她的好朋友、80岁的曾孝濂,这位“中国植物画第一人”检查出了恶性肿瘤,准备去北京做手术时,她让同事张全星开车载去他家。

一进门,没有寒暄,没有慰问,李恒对曾孝濂说,“我有个东西,你得赶紧给我画,你看你还没走。”陪同在旁的张全星感到不可思议,“我想怎么说得出这种话,人家是去做手术啊,回不回得来都不知道。”

李恒和曾孝濂

“你要画什么东西?”曾孝濂并不诧异(“李恒要是讲客套,她就不是李恒了”),当他得知,这是李恒即将投稿给《Nature》的论文上的插画,立马就答应了(遗憾的是投稿失败转投了其他杂志)。整个昆明植物研究所,至今没有人在《Nature》这样的世界顶级期刊上发表过论文。

“我必须要支持她!”曾孝濂在电话里说。在住进医院的前两天,他完成了画作,把画快递给了在昆明等待的李恒。

“我们这一辈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,生死看得很淡,还是手上这个工作更重要。”李恒后来向张全星解释道。

李恒和曾孝濂合作的滇重楼

去年11月,在昆植所食堂门前,李恒、曾孝濂,以及曾经昆植所所长、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汉董三人偶遇了。作为所里最著名的、还健在的三位老人(一位93岁,两位83岁),他们难得凑一块聊天,就愉快地合了一张影,临别前还达成共识:身体好好的,再多干两年。

但仅一个多月后,李恒确诊了新冠,腹泻不止,送去医院当天就住进ICU。在这前一天,她仍坐在家里的电脑桌前工作,像过往的每一天一样,用红笔在台历上对这一天做了记录——多云,阵雨,4~9℃,腹泻,没有恶化。那是她在台历上最后的笔迹。一切来得太过突然。李恒住院三个多星期,呼吸机插管,无法说话,不能探视,一声告别都来不及说,就因脏器衰竭,在今年1月12日下午5点离世。

工作的电脑桌

有一颗老虎的胆

作为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植物学家,李恒的传奇经历开始得很晚。直到快60岁退休,她在昆植所里仍是一名副研究员,那些让人目瞪口呆的植物学冒险之旅还没有展开。她是半路入门,年轻时本是一名俄语翻译,32岁随丈夫从北京调任昆植所后,才开始转向植物学,又赶上十年“文革”,等到第一篇论文发表时,她已经47岁。

岁月当然蹉跎了,但对于当时这位还默默无闻的研究员,凡是蹉跎的,都成了内心积攒的火焰。李恒的硕士研究生、如今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龙春林记得,57岁的李恒给他的第一印象是:一位抽烟的女知识分子,这在当时既罕见,又霸气。

无论身在何处,李恒都是一个刚强之人。“文革”时,她被关进过“牛棚”。“打得满嘴鲜血,她头发一甩,就那样。”儿子王群路回忆道。当时昆植所停止了所有工作,时任所长吴征镒成了“牛棚”里的头号走资派。在那些没有自由、饱受屈辱的日子里,李恒就跟在吴征镒后头,认全了昆植所周围全部的杂草。吴征镒是天才型的植物学者,他可以一边烧开水炉,一边在碎纸条上凭记忆力写植物学著作。后来昆植所恢复工作,吴征镒作为《中国植物志》的主编,让李恒负责了其中几个科。

理论上,李恒会在60岁时退休。但在她退休前两年,1987年,吴征镒负责的全国第一号重大基金项目“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研究”启动,项目分解成多个子课题,其中最难的两个课题之一是独龙江区系考察,李恒接下了它。

独龙江是云南省贡山县的一个乡,在独龙江和贡山县城之间,横亘着海拔4000米的高黎贡山。对一个区系的研究,需要有完整一年的考察。此前有过多次独龙江的夏季考察,但从未有植物学家在冬天进过独龙江。每年11月到次年6月,高黎贡山大雪封山,唯一一条可以进独龙江的路也被阻隔。而李恒要做的,便是史上第一次、长达8个月的独龙江越冬考察。

“吴先生把这两个硬骨头拿出来之后,她就义不容辞地把这个任务给接下来了,李老师当时跟我说,‘这不是我去做还能谁做?’她有一种豪气在里边。”龙春林说。

为了进独龙江,李恒光准备物资就花了2年。做标本用的大量报纸和木炭,各种食物和作料,一包菜籽(当地没有青菜),几箱蜡烛(唯一的照明工具),两百条烟和酒(当地硬通货),以及运输物资的马匹——整个贡山县只有十几匹,而李恒最终找来64匹。“两年了好多人都写了文章,我还没有去。”对此行,李恒后来有过回忆。

但就在出发去独龙江的前两天,李恒的丈夫、昆植所的园林设计师王今维突然病重,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。当时所里的领导建议李恒,不要去独龙江了,留下来陪一陪丈夫吧。

李恒拒绝了。“我在也不能让他好起来。”

儿子王群路当时完全不能理解母亲的决定,“这个家就丢给我和我姐姐,她就走了。”

对那时已经61岁的李恒来说,某种意义上,她过去所做的努力,都是为了此刻。她靠着母亲和妹妹做手工活挣钱,才得以读书,从一名中科院图书馆的办事员,拼了命地成了中科院专家处的俄语翻译。在一场翻译比赛里,她24小时接连不断地翻,比赛结束,手抖到连字也写不了。没多久中苏关系恶化,她的俄语没了用处,又从一名随夫南下的家庭妇女,拼了命地成了一名植物学家。现在到了退休前最后一项也最重要的工作,她无论如何都要拼到最后。

1990年10月29日,李恒和一个研究生、一个绘图师、一个派出所所长、64匹驮物资的马一起出发了。如同要上战场一样,她连遗书都提前写好了。

进独龙江的山路要走上三天。第三天从东向西,翻越3840米的高山。马队一路上穿过了常绿阔叶林、野核桃林、石橼、杜鹃矮林,抵达山脊处的风雪垭口,这里山势陡峭,如同鬼门关。在最为艰险的路段,他们偶遇了一位独龙族男子。看着队伍里唯一的女士,年过花甲、身形瘦弱的李恒,他表示从没见过像她这么年长的女性要翻山进独龙江。他对李恒说了一句独龙语,“你长了一颗老虎的胆。”

1990年在独龙江走藤条吊桥过江

山中无岁月,考察队沿着雪线采集标本,而雪线每天都在变化。高黎贡山的一天有四季。这里垂直高差4000米,山谷下雨,山顶下雪。晴天是这里的稀缺品,到了雨季,一个月有时只有4个晴天。他们扎营在山里,帐篷半夜也会被雨水淹没。

野生动物随时来访,黑熊、扭角羚、猫一样大的老鼠,还有响尾蛇,在500米内,李恒曾经碰到了72条。但艰险之外,对于植物学家,这里同样是一片迷人之境,40万公顷的山野之间,人迹罕至,但白垩纪时代就存在的秃杉林却在这繁衍了上亿年,这里还有世间罕见的大树杜鹃——几万朵红色的花盛开在几十米高的大树上,如同漂浮的红云。

8个月的独龙江越冬考察结束后,带着装在86个箱子里的3万份标本,考察队整整走了四天。第三天,李恒从马背上摔了下来,当即昏迷。醒来后,她的身体不能动弹,整个人趴在马背上,每颠一下就剧痛难忍。抵达贡山县城后,她没有去医院,而是去给县政府做报告,说这趟考察收获极大,请他们务必要好好保护当地生态。直到几天后回到昆明,去医院拍片,李恒才发现自己断了三根肋骨。

李恒没有住院,而是要了几张膏药,就回昆植所鉴定标本。标本室里,她僵直地站着或坐着,在显微镜下检视那些得之不易的标本,久而久之,她感觉肋骨愈合,活动自如。但6个月后,她突然咳出了血,医院的检查结果是,她吸入过量标本里的杀虫剂,中毒致血管破裂。

她的手机就挂在脖子上

透过那86箱来自独龙江的植物标本,李恒第一次读取出了独龙江的历史。千万年前,独龙江所在的地壳板块位于热带地区。在一次剧烈的地壳变动后,它向北推进了450千米,从热带来到了温带。造物的奇迹在此时显现。热带植物渐渐和温带植物融合,产生了许多新种和变种,这里植物的丰富程度,几乎涵盖了从海南到东北的所有植被。

一片全新的广阔天地,在李恒退休以后徐徐展开。1996年起,67岁的李恒重新率队,这次她带上了包括全球多个国家的科学团队,对高黎贡山进行了20多次、长达11年的大规模考察。根据她的考察日志,她在野外考察最久的一年有200多天。最后一次大规模考察结束时,她已经78岁。

李恒的野外考察笔记

在野外,李恒有一种令人胆寒的魄力。去独龙江越冬考察时,李恒被马鹿虱子咬了,这是一种毒虫,咬上之后,头会埋进人的肉里。她先用盐巴搓死了马鹿虱子,用刀片划开了伤口,将它的尸体从她的肉里取了出来。那期间,李恒还染上了疟疾,高烧不退,一个星期都下不来床。当时他们才来独龙江两个月,昆植所的领导就来电让他们赶紧撤回昆明。李恒的回复是,“行前不是已写了遗嘱?”

一到野外,李恒就像一颗高度敏锐的植物雷达。一次她被一只躲在树叶后面吃东西的猴子吸引,再仔细一看,猴子藏身的树叶有点特别,不知哪来的力气,当时三四十岁的李恒猛地爬到了10多米高的树上,由此发现了她人生中第一个天南星科新种,绿春崖角藤。当她已经73岁,主持高黎贡山考察时,野外登高爬低采集标本的活儿大部分交给了团队,但一次她去给学生送食物,突然就在这帮学生每天进进出出的帐篷外面发现了天南星科新种,丹朱南星。

第一次独龙江越冬考察回来后,龙春林发现,李恒开始关注、谈论各种社会问题。过去她更多只关心自己工作中的一亩三分田,现在遇到谁她都会讲一讲高黎贡山的贫困问题,医疗资源匮乏,教育资源匮乏,交通闭塞等等。“她会有意识地说这些事情,然后也会努力去做,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。”

1990年李恒进独龙江时,那里还像一个原始社会,以物换物,对钱没有概念。他们给李恒一只鸡,李恒给他们20块钱,钱当场成了擤鼻涕的面巾纸。李恒听不懂独龙语,但能感受他们待客的热情。她曾在多年前一次采访中提到,“我在山上采标本,知道我要来,我进去的时候,他们人不在,但是火塘边鸡蛋已经煮好了,皮都剥掉了。”李恒感激他们,但她并不浪漫化所谓边民的生活。当地人太爱喝酒,成天醉醺醺,有的人酒精中毒,“我觉得这个是最值得忧虑的。”聊起当地的教育,她也非常担忧,“里面大部分人都不读书,甚至乡长的、教师的孩子也不读书。”

独龙江越冬考察结束那天,当地孩子给李恒送花

去年12月初,张全星去高黎贡山出差,从当地官员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一件有关李恒的事。当年独龙江越冬考察回来后,项目成果在1995年获得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,奖金两万元。李恒把这笔钱捐给了独龙江当地的学校,还和一位女企业家联合捐助了44名独龙江失学女童。但这件事情,李恒几乎没有声张过。

晚年,作为出版过重楼属植物专著的专家,李恒经常到现场指导种植户种重楼。重楼是云南白药的主要成分,但事实上,只有重楼属里的滇重楼和七叶一枝花才是有用的。很多种植户不懂,乱种,经常白费力气,又亏了钱。李恒为此在2016年写了一本重楼种植手册,免费分发给种植户。很多种植户都有她的手机号,她的手机就挂在脖子上,任何人打来电话她都会接。

“好好休息,永动机该停了。”

李恒的葬礼非常简朴,没有遗体告别仪式,直接就在公墓落葬。老太太最讨厌大张旗鼓,更不想在疫情紧张时期给大伙添麻烦。公墓坐落在附近山上,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昆明植物研究所,那个她为之工作了60多年的地方。

“好好休息,永动机该停了。”站在墓前,69岁的王群路对工作了一辈子的母亲说。他从2014年退休起,就变成李恒的“王大秘书”,无论出差还是开会,他都陪在母亲左右。父亲去世后,一直是他在给独居的李恒做好每天的饭菜,帮忙打扫家里卫生。

作为儿子,王群路并非没有怨言。自打记事,他就知道母亲是一个工作狂,不会做饭,不做家务,从来没参加过他小学的家长会。因为“文革”,王群路只读到小学四年级,又因为家庭成分不好,他当年被分配了一个最苦最累的工作,铸造车间里的清砂工。他在这个岗位干了8年,每天到家洗澡,水都是黑的。他向母亲抱怨过工作的辛苦,李恒却说,“人家能干你也应该干。”

在昆植所研究员罗吉凤眼里,晚年的李恒不再只是一个工作狂,“80岁以后才感觉她是那种有血有肉的老太太。”在这之前,她一心扑在工作上,也要求学生像她一样,谁要是提前下班去接孩子放学,老太太准要数落几句。现在老太太会对学生说,工作缺了谁都能做,得好好陪伴家人。罗吉凤猜测,是丈夫王今维的离世,才让她有了这么大的转变。

王今维离世前,依然是儿子王群路在医院照护。那年李恒已经79岁,工作忙到周末也在昆植所的办公室里度过。但自丈夫去世后,李恒主动放弃了周末在办公室的加班时间。每到周六,她就到儿子家里住,和孙辈们待在一起,周日晚上再回自个家——当然,工作照样要做,王群路家里有一台她的专属电脑。尽管很少表露自己的感情,但有一次李恒告诉儿子,每天从家走到办公室的路上,她会刻意在王今维题写的“标本馆”石碑旁驻足,那种感觉就像他还在身边一样。

李恒与丈夫王今维题写的“标本馆”石碑

曾孝濂也是王今维的朋友。他说,对于李恒当年在王今维病危时,依然选择去独龙江,“王公心里很明白,应该成全她。”“她就是个亡命徒,为了自己钟爱的事业,她可以不要命……某种程度上,她是一个很孤独的人。这个孤独是一个有层次的孤独,因为知识的积累是在孤独当中升华的,思考问题在孤独当中效率最高,要保证科研的时间,她就必须要孤独。而跟李恒相处,要理解她很不容易。”

人生最后三十年,李恒都在拼命考察,研究,写书。最后一本书是出版于2020年12月、多达150万字的《高黎贡山植物资源与区系地理》。和李恒一起合著此书的是她的学生、昆植所研究员李嵘。在李恒住院的前两个星期,她兴奋地告诉李嵘,对高黎贡山植物区系的分析她又多了一点新认识。李嵘说,李恒生前仍在写一本关于高黎贡山的书,上一本只是对高黎贡山的植物多样性做了记载和罗列,而这本书是对高黎贡山更深入的分析,如今书已经写了100万字。

李嵘曾经问过李恒,她是不是真的对植物分类学感兴趣?“她给我的回答就是,在他们那个动荡的年代,能有份工作,有给吃饭,已经不错了,没想那么多。”她被命运牵着走,但也不完全屈从于命运。“用她的话来说,‘我干上它,我就喜欢它,就努力去做好它。’”

在李恒的学生里,和她最像的一个可能是龙春林。当然不是个性,今年59岁的龙春林待人极为温和,而是同样一颗事业心。33岁时,他已经是昆植所的研究员,在李恒所有学生里最早评上正高职称。但因为工作太狠,事情不干完就不吃饭、不上厕所,每天熬到凌晨,办公室里堆满方便面,大概20年前,他就已经腰椎间盘突出,动过手术。前几年又动了一次手术,手术不成功,导致他左脚神经受损。“现在我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受的。”但和我打电话时,龙春林依然在外地出差。“很多人劝我,都快退休的人了,也都功成名就了,不需要这么拼命了。我跟他们说,如果我休息下来,我可能会短命的。我老师就是这样。”

89岁那年摔过一跤后,王群路雇了一个住家保姆陪着她。保姆50来岁,小学文化,每天陪李恒上下班的一路,老太太要教她认植物,第二天考她,说不出来就要被骂。起初保姆也郁闷。李恒在家还要让她抄写唐诗。但渐渐地,她认得出路上的植物,也觉得自己写的字挺好看。

前两年为了锻炼身体,晚饭过后,年过90的李恒就会换上跑鞋,让保姆陪她到昆植所在的山上溜达一圈——当然她绝不允许被扶着走,哪怕下雨天,保姆顶多只能给她撑个伞——一圈走下来有1.7公里,有的路段连个路灯都没有。

去年夏天,曾孝濂去山上采标本,路上碰见了李恒,告诉她要去采漾濞槭。那是一种在野外即将灭绝的植物,有人工种植,就在昆植所最高、最远的山头上。

到了晚上10点,李恒突然去曾孝濂家敲门,手里还拿着两三个漾濞槭的果实,绿色的果实有两个翅膀,挂起来一串串的。

曾孝濂很感动,但也吓坏了。当时天早黑了,93岁的李恒居然在山里高一脚低一脚地采标本,“你要是磕磕碰碰摔一跤,我怎么担待得起。”

“刚刚9点多钟才采到,你看,这是很完整的。”曾孝濂还记得老友手拿植物的样子。

◦ 所有图片均来自受访对象。感谢纪运恒、马政旭、李一凡、孙军、张文香提供帮助。

撰文丨李婷婷 编辑丨张瑞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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